补骨脂注射液说明书 https://m.39.net/disease/a_9102137.html引言
如何通过历史研究和考古活动，让古老的波斯历史重新呈现？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历史记忆是民族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民族具有建构性，需要借助历史记忆和文化塑造民族共同体。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是一种政治与文化建构的产物，同时它也是一种深层次的心理建构。
历史记忆是民族建构的基础元素
民族建构不可能是虚无缥缈的创造。因为即使是“想象的政治共同体”，也需要借助已存在的历史记忆建构群体共同的历史想象。
因此，共同历史塑造需要重新阐释和书写民族的历史记忆。可是由于历史记忆是随着历史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发展的集体记忆，所以在民族建构中需要对这些零散甚至可能相互矛盾的历史事件进行梳理和重新解释。特别是，对于伊朗这样的多民族且历史资源丰厚的国家，民族建构就必须要面对如何叙说历史的问题。
伊朗多元化的传统历史记忆
从埃兰人开始算起，伊朗地区存在人类活动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几千年。同时，伊朗还是古代中亚到西亚民族迁徙的通道和东西方文明交往的要冲。
这导致伊朗存在多种族裔的分布，他们到达伊朗的时间有早有晚，具有各自的历史记忆。当然，其中影响最广泛的，一是由古代波斯一直流传下来的波斯的历史记忆，二是伊斯兰教传入尤其是什叶派传统塑造的宗教历史记忆。
因此，伊朗的传统历史记忆具有多元化的特征。首先，伊朗的历史记忆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这一现象可以从历史记忆的横向（即历史记忆的多样性）和纵向（即同一种历史记忆的纵向发展）进行分析。由于伊朗的民族众多，很多民族都在伊朗这片土地上创造出过各自的历史与文化。这就导致历史记忆多样性的出现。
即便经历了同样的历史过程，不同的民族也可能产生出不同的历史感悟，形成不同的历史记忆。对于波斯人而言，古代波斯的历史是他们民族记忆中辉煌灿烂的历史记忆，而被阿拉伯人征服的历史就是屈辱的记忆。而对于现在定居在伊朗的阿拉伯人而言，他们可能对古代波斯的历史没有认知，但将征服波斯帝国的历史记忆看作是本民族宝贵的历史记忆。
土库曼人或库尔德人对于这两个时期的历史记忆则又不相同了。另外，生活的地理环境不同也可能加深民族历史记忆的多样性。
以游牧为生的边境少数民族可能很难认同从事农耕的定居民族的历史记忆。在生活经历不同的情况下，即便是同一个游牧民族，不同部落的历史记忆可能也存在差异。就历史记忆的纵向而言，即使是同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也可能由于民族在历史上延续时间过长，经历丰富而使得历史记忆的内容也丰富多彩，于是便造就了单一的民族的历史记忆多元性。
例如，波斯人在波斯帝国、希腊化时代、阿拉伯帝国时期，乃至近代的西方的殖民时期，集体的历史记忆必然存在不同。这是由于每个阶段都有其独特性，人类社会都会重新建构新的历史记忆，所以历史记忆是十分复杂的现象。
这当然不仅仅是波斯人，其他各少数民族也都有着独特的发展历史，由此产生的历史记忆同样也极富多样性。故此，伊朗的传统历史记忆本身是“复数”而非“单数”。横向和纵向的多样性相互之间纵横交错，形成了极其复杂的多元结构的特性。
在伊朗历史记忆的多元结构中，波斯历史记忆和伊斯兰什叶派的历史记忆处于主导地位。虽然古代波斯帝国是波斯人建立的帝国，但由于是多民族的国家，很多少数民族也把自己民族发展的历史与光辉伟大的帝国功绩联系起来，并认为自己也是波斯帝国的继承者或是伊朗地区的主人。
另一个方面，由于伊朗绝大多数都是穆斯林，91%的人口属于什叶派。因此什叶派历史记忆也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打破了民族和部落之间的界限，在各种人脑海中都留下了共同的历史记忆，影响甚深，并且成为伊朗最具包容性的历史记忆。
与上述两种记忆相比，其他民族虽然也曾经在这片地区留下过自己的足迹，但影响很小，更多的是地方性的。甚至像历史上的土库曼人占据统治地位之后，在意识形态上会被这两种文化所同化。
巴列维王朝的文化政策与历史记忆建构
近代以来，波斯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这种背景下，波斯统治者不仅模仿西方的治国理政和军事技术，而且试图建构现代国家机器，还尝试利用历史记忆强化国家的凝聚力，抵御西方的威胁。
巴列维王朝建立之后，当局致力于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它利用古代波斯文化与历史，重新叙述古今波斯的历史联系，并采取编撰历史、考古、历史教育、建造博物馆等方式保留和弘扬传统历史记忆。
近代伊朗历史记忆的解构与波斯传统的再发现
在宪政革命之后，“随着新思想进入伊朗文化领域，伊朗民族认同的两个构成要素，宗教和君主受到质疑”。于是，传统的民族认同和历史记忆开始解构，如何重构人们的历史记忆显得十分重要。
人们开始重新发现并研究琐罗亚斯德教的经典，试图寻找伊斯兰教外的身份认同的基础，还越来越重视前伊斯兰时期的本土文化。对于波斯传统的追溯主要体现在近代伊朗文人对于菲尔多西的推崇。18世纪的书法家达瓦里就喜欢模仿菲尔多西。他试图模仿菲尔多西的著作撰写一部从蒙古统治到萨法维王朝的伊朗历史著作，可惜由于早逝并没有写完。
近代的知识分子米尔扎·阿迦·汗·科尔马尼则这样评价菲尔多西：“如果不是菲尔多西的《列王纪》，伊朗民族的语言和种族在被阿拉伯部落统治后，就会立刻变为阿拉伯语，像叙利亚、埃及、摩洛哥、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说波斯语会改变他们的种族和国籍的人民一样。”
考古和文化遗产的发掘是建构历史记忆的重要手段。文艺复兴以来，西方考古学家就对古代波斯的历史遗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6到18世纪，陆续有欧洲的旅行者来到伊朗，他们通过地图找到古波斯的许多历史遗址，还把发掘出来的文物带到了西方，卖给西方的收藏家牟利。到了18和19世纪，一些法国探险家进入了伊朗，并详细的考察了波斯的西部、北部和中部，然而这种考察并不全面。
19世纪50年代，法国考古学家对波斯产生了浓厚兴趣，并与恺加王朝签订考古发掘的协定，垄断了波斯的考古发掘工作。
与此同时，恺加王朝统治者也日益
